旦复旦兮，前进永不停息——吴宗敏教授访谈录 (2011-11-09 10:49:57)

　　吴宗敏，男，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数学系，复旦大学数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1986年7月获德国哥廷根大学理学与自然科学博士学位。主要研究方向是散乱数据拟合和径向基函数的空间理论，构造了被国际上一些同行称为“吴函数”的紧支柱正定径向基函数系。曾获得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现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中国数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市数学会秘书长，上海市现代应用数学重点实验室主任。曾任复旦大学数学系系主任。

　　

　　我是参加的78年春天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场试，说是77级，但是只比78级早半年。在此之前，我中学毕业后读了技校在上海无线电八厂的恒温机修车间当工人，后来听说要恢复高考了，就报考了复旦数学系。那么为什么会选择数学系呢？当时正好是陈景润在歌德巴赫猜想上取得重要进展，社会上对数学宣传的也比较多，然后自己对复旦的专业也知之甚少，只听说有数学，物理，化学，中文，新闻等，其它一概不知，也并不是很清楚自己究竟想学什么，不想现在的学生对自己的人生都很有规划的，只是得知可以考大学，想多学点东西就报了名。出于喜欢，而且希望能学到些实际的东西，就报考了数学系。当时填志愿时还闹了点笑话，第一志愿填了复旦的数学，物理，第二志愿填了交大的物理，数学，第三志愿填了北大的数学，物理，后来才知道这等于只填了一个有效的志愿（笑）。文革开始的时候我才小学三年级，所以学到的东西可以说非常少，高考复习的资料非常少，只能问老高中生借，资料是互相之间手抄的。那年高考录取比例不高，我们厂一共考取了四个人，复旦两个，交大一个，同济一个。

　　来到复旦，我们一共是4个班，两个数学班，一个力学班（当时力学还没有从数学系分出来），一个计算班，每个班差不多35个人左右，年龄相差非常大，从15岁到35岁都有，我正好20出头。虽然离现在也就二十多年，但是当时的复旦和现在相差还是非常大的。比如现在的文图当时是一片农田，现在的文科大楼是我们的操场，当时我们要到谷超豪1先生家里去都穿过那片田里的田埂。但这些东西好像给我的记忆不是太深，真正给我留下印象的是现在零号门口的那座桥，当时也是一座桥，我刚刚入校几周看到中文系一位教授给新生的一个问题：“大家一直经过这座桥，那么有没有谁告诉我是座木桥还是水泥桥还是石桥？如果大家要做科学探索的话，一定要注意细节的观察”我看到这篇通讯后很受启发，因为我确实经常经过这座桥，也确实没有留心过到底是什么材料的桥，可能文革中的学习也没有投入非常多的精力，玩得比较多，但是从那以后我就在学习中科研中比较注意观察，也开始系统的去学一些东西，可以说那篇文章对我的帮助还是非常大的。

   　 我们刚来复旦的时候，数学系里一共就苏步青先生谷超豪先生是教授，现在在美国的夏道行院士当时也就是副教授，除此之外都是讲师。对我影响最大的或许是教我们数学分析的何成奇老师，也说不上有什么特别之处，就是觉得他讲的很吸引人，觉得想听想学。我们的班主任是现在在管理学院的孙方烈老师，当时因为文革刚刚结束，社会还不安定，所以学校选的都是最最负责的教师来担任学生班主任。孙方烈当时自己也要快40岁了，孩子还很小，就把孩子全托，自己全身心的投入到班主任以及给我们上习题课的工作上来。我们当时的宿舍是在现在的本部3号楼，现在好像也是住的数学系学生，不过已经是女生宿舍了（笑）。一个寝室7个人，4个上下铺，我们那一届的学生应该说都是非常优秀的，比如和我上下铺的就是现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李源潮，我的室友中还有珠海市副市长何宁卡，曾任上海市科委副主任总工程师的戴**，隔壁班的张来武现任宁夏自治区副主席，陈大康现任华师大中文系系主任。

　　82年我本科毕业，然后就去了德国哥廷根大学继续我的学业。说起出国也是非常偶然的一件事，不像现在的学生很早就定下了出国求学的目标，当年我本科毕业后就参加了研究生入学考试，考研的表格的一个很不起眼的角落里有一个框：是否愿意出国，本来我是不准备填的，但是后来看到一个学习成绩还没有我好的同学打了一个勾，出于年轻人不服的想法我也打了一个勾，结果考试结果出来的时候，上面就来通知我，要我到德国哥廷根大学数学系去学习，连专业和导师都已经定下来了。当时文革刚刚结束，出国是怎么回事大家都还不是很清楚，是福是祸都不知道，当时我告诉母亲我要去德国的时候，我母亲哭了出来，好像觉得这一去人就没有了（笑），就这样可以说我懵懵懂懂的就去了德国。

　　当时我们出国是德国的教育部门和中国的教育部签订的合同，所以我的专业不是我来选的，我的导师专业是计算数学，其实我更感兴趣的是纯数学，对计算方面的兴趣并不是很大，后来有一次谷先生（谷超豪）到德国访问，我碰见他还提出过是不是能够换个专业，谷先生劝我不要换方向了，于是也就定下心来读下去了。我的导师名叫Schaback，是哥廷根大学计算与应用数学系的教授，在我之前也带过一个中国学生，是一个工农兵学校的毕业生，在德国纯粹就是在混日子，所以我的导师认为中国经过文革派出来的留学生根本没有准备好好学习，不过是走个形式而已，一开始对我不是很重视的。外国的导师和中国很不一样，除了上课，很少可以见到导师的人，我们当时导师只有每周一小时的接待时间，他的研究生、博士生甚至本科生都在这个时候来见他，所以排队排晚了根本就见不到他。但是做研究怎么能不跟导师交流呢？所以我只能通过把自己写的一些东西投到他信箱里这些办法来和他交流，有一次我说起本科的时候也有过一点研究，导师很感兴趣，我就写信给我本科毕业论文的导师童裕孙老师，要他把我的毕业论文寄过来（当时也没有打印复印电子邮件），然后马上翻成德文，导师看了觉得好像我做的东西还可以。经过我一段时间的努力后，他逐渐逐渐也就改变了看法，后来有一次我又在排队见他，结果他看到我就跟我说我以后不用排队了，其他时间也可以来见他，从此他也就帮我的忙了，愿意经常和我交流。其实德国教授本来就很傲慢的，能够改变他的看法也实属不易。86年我完成了博士学位的学习，回国回到复旦来一直在数学系做老师到现在。

　　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散乱数据拟和和径向基函数空间理论，我的论文里影响比较大还是当时在德国做的一个是对空间逼近能力的刻画，到现在已经在SCI被引用70多次，在数学类里面是比较少见的。另一个是目前被国际称为“吴函数”的径向基函数系的构造，现在还被应用在土木工程，混沌学，神经网络等方面。目前我担任中国数学会副理事长，上海市数学会秘书长，上海市现代应用数学重点实验室主任。

　　当时教学楼很少，只有一教二教，三教都是后来才造的，而五教六教的地方还是我们的操场。晚上自修教室比较紧张，经常要去“抢位子”，实在不行，只能到防空洞改造的地下房间里去自修。当时硬件环境比现在要差，但是学生面对的功利诱惑也要比现在少，压力比现在小，没有人想找什么工作，规划自己的人生，大家都安安心心做数学，给我印象很深的是隔壁寝室的雍炯敏11（曾任数学系系主任）做习题非常多，而且书写很工整，写完就可以出书，我做的习题相对要少，但是我喜欢解决难题，课本后的习题外也经常找课外的书来看特别是国外的书当时非常少见，我也找来看。

　　当时的数学楼进门是大礼堂，类似戏院，有两层，有包厢，很漂亮豪华宏伟。入校四个班约200多人在礼堂上课，地面倾斜的阶梯状，两个门，可以放电影，由于当时娱乐活动较少所以周末在礼堂办舞会成为大家热衷的娱乐活动。唯一的缺点是地面倾斜跳舞时转圈会渐渐靠向主席台方向。其他是办公室。鲁迅先生曾在三楼靠西的一间办公室做过小型报告。二楼靠东的机房曾摆放复旦师生自己制造的大型计算机719，是我国自制的最早的几台计算机之一。我家里以前还留有当时打孔的纸带，如F是22。编写程序时万一打错要改动一个字非常麻烦，编译时提示出错，只好用剪刀剪开纸带再粘合起来。直到82年毕业机器还在使用，到德国后，那里也是类似机器，不过使用卡片代替纸带，并非先进很多。有此也可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数学系对我国的发展做出的贡献之一。87，88年左右，数学系的图书资料作为文革时的重要图书资料（在我国数一数二），在601房间（原大戏院一分为二）上层放书，下层隔成七八个办公室和一个教室。后来还有老同学经常回来看看，都想找当时的教室，可惜都找不到了。

　　我们的课余活动肯定不能和现在比，没有那么多的学生社团，但是当时我们和流行舞会，这个好像现在不多了。其他的娱乐好像就是体育比赛了，我当时还担任数学系的体育委员（笑），我们数学系的篮球一直是学校联赛的第一第二。

　　其实当时从工厂考出来考到复旦来并不像你们现在想象的那样是很理所当然很幸运的事，要知道当时能够进大型的国有工厂当一名工人是社会上最好的工作，而且当时正好是好多的知青回城都很想往这样一份工作，要放弃这样一份“铁饭碗”也下了一定的决心的，我还记得有同学的家长听说我要参加高考都表示非常的不理解，都说我考大学干什么啊，还举例子给我听，文革前的老大学毕业生，现在的工资连工人的一半都没有，可是我就是对学习有兴趣，所以还是下定决心参加了高考。

    　我在复旦待了那么多年，从学生到系主任，发现复旦出来的人都多多少少带上了复旦的色彩，比如我在国外和陌生人谈话，一开口就听出应该是复旦的，一问果然如此，但是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特点。要说特点的话，感觉复旦的师生都有一个共同点：发表的文章不是太多，但是一旦发表了之后被引用的就特别多，应该这就说明文章很有质量，不是为了发文章而发文章而是确实有了一定的突破确实有了好的想法。

    　如果一定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复旦精神的话，我想我们校名的出处“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可能就比较贴切——看似平凡，但是每一步都踏踏实实在前进，不会有闪电般的光芒，但是日复一日每天都有日月光华在交替永不停息。

师恩难忘--纪念我的导师何成奇教授

    刚才下午三点十七分, 手机响了起来，我看了一下，是一个显示不了的号码，一般这种情况，我都是比较紧张。我拿起手机，传来陈老师的声音。我马上知道他将要告诉我什么消息。我的眼泪马上就流了出来。他告诉我何老师今天上午九点半去世了。十月十五号有一个追思会。我马上就打电话给师兄何兴刚，当他拿起电话，我刚说“何老师“三个字，我们两边都沉默了，过了一会儿才可以说话。我们都是一样：一拿起电话就知道是什么消息。

    自从三月份去上海看了何老师之后，我一想到何老师那虚弱无助的样子，眼睛就湿润了。作为师生，我理解何老师。他非常坦然，等着这一天的到来。没有遗憾，没有痛苦。

    最早认识何老师是在1996年的上半年，何老师给我们讲“复变函数“。作为一个非常普通的学生，复变函数的完美深深吸引了我。说起来真是惭愧：复变函数是我大学课程里面第一个考试成绩是”优“的，似乎也是我为数不多的几门考试成绩是”优“的课程之一。当然这些平庸的考试成绩并没有影响我对于数学的兴趣和我的自信心。从小在农村生活的经历使我有无比强大的抗压力。我始终有自己的看法，从来比在乎人人的眼光。当时我和何老师没有什么接触。留下的印象就是何老师的字比较特别，人很和蔼。

    然后就是大四考研。我读大学时候给自己立下了两个目标：不挂科和考上研究生。考虑考研方向的时候，想想自己还是复变函数这门课学的最好，就报考了何老师的研究生。考试结果出来以后，我给和老师写了一个条子，想去看看他。然后我们就约了时间，到他家会面。复旦教工7舍81号101，我至今还记得这个房号。从我第一次去到现在，24年过去了。浅尝辄止和好高骛远是我的两个毛病。我记得我第一次去何老师家见他时，我就问到当今数学的发展的问题。何老师谦虚的说：他是小家，不是大家。不过他告诉我：Bers说过， Teichmuller空间已经进入现代数学的主流。他并且找出Bers的这段话给我看。然后就是上研究生，第一个学期我学了太多的课，学的很吃力，不过总算过去了。然后是第二个学期，就是1989年的上半年。何老师给我们讲拟共形映照，用的是Ahlfors的讲义。那个学期运动占据了许多时间。经常上街游行什么的，何老师也没有反对。有一次他提到有个学生的公开申明里面写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他感叹说这个写的很好。后来这门课的考试就是写一个读书报告。我就写了一点关于偏差估计的东西交给何老师。何老师看了对我说：写的不错，就是工具太少。另一个女同学就上交了一份十分工整的笔记。何老师看过后就把笔记还给了这位同学。说：这么好的笔记，还是同学自己留着好。

    再就是上了研二，1989年的下半年。我拿了Bers的一个综合报告，到何老师家，对何老师说：我以后想学Teichmuller空间。何老师听了很高兴。他把他家里所有的有关Teichmuller空间的论文全部给了我。那天我抱着一大堆论文回到宿舍，一路上十分兴奋。然后我就开始读Gardiner的书，一遍又一遍，读的非常辛苦，不过我乐此不倦，然后读 Abikoff的书。都读得似懂非懂。

    然后就是提前半年直博。当时读博的人很少，我的学号接着早半年读博的学号，也就是六十多号，就是说当时复旦一年读博的人数就这些。说到读博，还有一点故事。我比较早就有读博的计划，何老师也知道。何老师知道我很喜欢数学。他也说过：要不，到北大去读。但是1990年何老师评上了博导，我就跟着何老师读了。我和北大好像是没有缘分，当然这是另外一个故事。

    读博之后，正好师兄张朝晖去美国读博士，陈老师去明尼苏达大学访问两年。所以那段时间主要就是何老师和我上讨论班。很多时间在讨论班上，我在那里报告，何老师在那里听，只有我们两个人，一直这样坚持下来。我那时读东西读的似懂非懂，报告也准备的不太好，想起来真是内疚，辜负了老师。何老师主要在大的方面鼓励我，其他就由我自由发挥。我那时年少无知，对很多知识也是一知半解。而何老师一直对我很宽容，从来没有批评过我。有时候也只是委婉地和我说他的意见。比如写文章，我总是比较马虎，也不太重视。何老师总对我说：文章千古事。或着说：如果我写的话就会怎么怎么写。可我那时年轻气盛，何老师的话也没听进去，导致我现在写文章也不很在行。

    那时候我常去和老师家里，有时从资料是回宿舍，会顺便到他家坐坐。何老师对我说过：他的一个心愿就是在复旦Teichmuller空间这个学科建起来。所以我那时学Teichmuller空间，他是非常高兴。我是一个数学爱好者，喜欢复印资料，复印费花得比较多，可能比别的学生多很多。可是何老师从来没有限制我，而且支持我。那时候虽然学的很辛苦，但是还是很快乐。

    那时候何老师很信任我，有许多事情会和我说一下。比如申请基金、课程设计、出考题什么的。我现在想起来我那时是多么的幼稚，可是何老师从来都是鼓励我。记得那时候他申请到基金，他就会和我说：基金申请到了，你要花钱尽管花。

    很多事情都是从小事做起。记得有一次去杭州开会，其做完报告后没有檫黑板。何老师就批评了我。我就养成了自己檫黑板的习惯。我到中大教书前十年，每次上完课，我都会把我写的黑板檫得干干净净。可惜最近几年，我也随波逐流，这个好习惯没能坚持下来。

    博士毕业后我到了杭大做博士后，离开何老师以后，随着年龄的增大，我越来越体会到何老师的许多可贵之处。比如：正直、豁达、宽容、不计名利、淡泊等等。这些都深深影响了我。虽然我难以做到所有这些，但是这些始终是我的目标。何老师从来没有和我讲过任何大道理，很多事情我都是通过他的行动体会到。在当今社会，这些品质是多么的可贵。

    杭州的两年很快就过去。当时就面临找工作的问题。我的第一选择当然是到复旦工作。我和何老师说了我的想法，何老师和复旦数学系的一些人谈过，同意了。但是我需要自己解决一些生活方面的事情。而我感觉自己没有能力解决。我就来到了中大工作。当我把我的决定告诉何老师的时候，何老师只是和我说：祝你前程远大。我能感到何老师的深深地失望。这也成了我人生的一大遗憾：我辜负了何老师的期望，没有能够帮助何老师实现他的愿望。现在想起来，其实当时事情实际上也没有那么糟糕，我当时的决定也许太轻率了。

    我想这件事情困扰了何老师很长时间，以至于前几年何老师还和我谈到要不要去复旦工作。我对何老师说：我不想动了，动一下太麻烦，事情太多。这时候何老师感叹说：是啊，你也不年轻了，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到了广州后我一般隔一段时间会给何老师打个电话，聊聊天。特别是四年前他怀疑胰腺有问题以后，我就隔一段时间和他聊聊天，他也乐意听我胡侃一通。

    1998年下半年，我去复旦开会，和他谈了一下，陪他去过一次医院。当时虽然感觉他的身体有问题，但是估计发展比较慢，没有那么悲观。然后每次打电话我都是还是胡侃一通。只是今年春节再给他打电话，他告诉我，那东西大了许多。对于这些我还是懂一些。我一听到这个，我就感到很麻烦了。我不敢再和他胡侃了。何老师也注意到了。他说：你这次说的话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不好再说什么。

    然后我3月14日去上海，18日回广州。我去医院看了何老师两次。那时候何老师不能吃东西，非常虚弱。他两次看到我，都留下了眼泪。其实那时何老师已经做好了最后的准备。他已经把我们的见面作为人生的最后一面。可是我当时并没有体会到这一点，只是回到广州之后再想一下才明白了。当时我就是一直在劝何老师要多吃东西，因为他进食有困难。我还和他说等他85岁时大家再聚一下，当时我相信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是可能的。可是何老师那时已经看到了他人生的终点，毕竟任何人都要面对这一天。他已经准备好坦然接受这一切，等着这一天的到来。没有遗憾、没有痛苦。不需要安慰与同情。也许许多高尚的人和智者都有这样的经历。可惜我在上海时并没有想到这一点。如果我当时想到这一点，我该说些什么呢？我不知道。也许什么都不用说，毕竟已经做了二十多年的师生。

    我前几天看到报纸上一个房地产的广告，上面写着：生活不是任务，不是无尽的责任和压力，生活就是生活。写的多么的轻巧，这怎么可能呢？特别是当你还没有面临死亡的时候。常常在清晨醒来的时候，想着我们面临的无尽的责任：对于家庭、亲友、国家和社会。我们接受的教育和生活经历使得这些一直压在我们身上，我们乐意承担并在所不辞，就像我们的父辈和师辈一样。他们永远是我们的榜样。

    我的学生告诉我：他去何老师家看何老师，何老师几次都提到复分析在复旦的传统，从陈建功先生一直传下来。他是个含蓄的人，但是他的意思也很明显，就是希望这个传统能够一直传下去。我相信这个愿望应该没有问题。我也相信Teichmuller空间的火种会在复旦、在中国传下去。这是我们的责任。

    当有人抱怨学生不好带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何老师。他对学生是那么好，任何时候都愿意给学生提供他能够提供的帮助，从来不计较得失。给学生予关心、爱护和耐心。我常想起我们两个人上讨论班的日子。他其实不懂我讲的东西，但是他还是每个星期都坐在那里，很高兴的听我在那里讲那些我读的似懂非懂的东西，一直持续了好几年。他常担心我的毕业论文能不能完成，我每次都大大咧咧的告诉他没问题。他也常常内疚与不能够给与我更多学术上的帮助。毕竟，在何老师的关怀下，我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完成了博士论文。虽然现在看来我那时候写的论文是那么的糟糕。

    现在我们也为人父、为人师，我们会把这些传统一代代传下去。虽然由于自己不够勤勉，学问做的马马虎虎，有许多的遗憾，但我并不感到内疚。毕竟我还是做出了自己的一份努力。

    我们只能祝福何老师在天堂安好。期望下辈子再做师生。

                                     2012年10月5日星期五  

                                    中山大学数学系刘立新

何成奇教授的生前照集锦

庆八十华诞留影：

玲媳悼念爸爸

爸爸，您走了。你带走了亲朋好友的思念和牵挂。留下的是对我们每个人的关心和亲情。

你关心学生，你掂记学生，经常在家里的饭桌上说起他们，久而久之，他们成了我们家庭的一部分。

儿子孙子自然是你最关心的人。你常常问起，海音的身体怎么样？方闻的课题进展如何？他们工作中的每一个进展，都让你兴奋不已。

媳妇也不例外。2001 年，我一场大病之后，你来到我家，一进门就说，我来晚了，没能照顾你啊。你一直鼓励我去读书。刚来美国，我英文基础差，第一学期，考了两个“C”。可你却说，“C也很好，可以再接再励！”。 就是这句话，一直鼓励着我把书读完。

您永远在我们的怀念中！每逢佳节，我们会遥望天空送去心中的祝福。

爸爸，祝您一路走好！

媳妇，魏玲

吉林大学同学甘丹岩教授的唁电

何成奇教授二三事 -- 李贤平

何成奇教授的追思会

Oct. 12, 2012

在复旦光华楼举办了何成奇教授的追思会。。。

参加追思会的有复旦大学数学学院的领导和数学系的同事和学生李贤平，任福尧，阎振中，谭永基，侯力强，顾建弘，方爱农及夫人，陈纪修，邱维元，以及从广州湖南江西北京苏州赶来的学生刘立新，龚志民，喻祖，魏寒柏，王健，梁向前，程宝龙，和家属杨怀鲁，何海燕，高艾琼等。

在追思会上，首先由程宝龙教授代读了朱洪教授悼念何老师的文章，邱维元教授读了他同学黄民强怀念何老师的文章，和张朝晖从美国发来的唁电。

任福尧教授高度肯定了何成奇教授对复旦函数论组的贡献，称赞他顽强镇定地和疾病抗争的人生态度。

方爱农教授深情回忆和何老师一起的往事，他那个特别出色的研究工作始于复旦大学时的函数论讨论班，历经十多年，即使他去了湖南大学，仍然和何老师用书信方式联系和讨论，每次回上海探亲也必定来何老师家讨论问题。
（海燕仍记得方老师带两个孩子来番瓜弄时的情景，两个人在后面屋子的大书桌上，方老师又画又写地向爸爸推演，几个小时地讨论，两个小孩子不耐烦了，他们就一人抱一个孩子继续讲话。之后爸爸很兴奋地告诉我们：“老方做了一个很好的工作”。爸爸总是用“做了一个很好的工作”来形容他和同事学生们取得的研究成果。）

谭永基教授是爸爸在为工农兵学员上课时的辅导老师，从那时起，他们成了莫逆之交，总是可以进行深入的交流。谭老师很钦佩何老师为人做事有原则，即使文革期间，大家都饱受政治压力，可是对学生上课时无理的指责和要求，何老师不为所动，坚持自己讲课的风格和原则，他说上课是为那些要学习的同学而来的。
（海燕听爸爸讲起那些空四军子弟，十五六岁开后门上大学，上课时还啃着苹果。但爸爸也说了，工农兵学员里也有不少优秀的学生，爸爸和他们都有很好的关系。有一次考试，有很多人做弊，这让爸爸很生气，这违反他做学问讲诚信最基本的原则，但他也是一个宽厚，给人机会改正的老师。所以，他重出题目，让全班重考了一次。我相信许多人会记得这次考试，也会记得何老师。）

李贤平教授是何老师生前最知心的朋友，经常在一起谈心聊天。李老师有好书总是会向何老师推荐，两个人学术人生时事政治无所不谈。在何老师生命的最后时期，李老师是来探望最多的老朋友。当年，李老师去日本留学访问时，对《红楼梦》的文字进行了一番研究，还写信告诉何老师，而何老师也一直保留了一张李老师在日本做访问学者时照片。在追思会上，李老师谈起了何老师的一些往事。。。

程宝龙教授尽管行走多有不便，但生性乐观开朗，何老师视他为开心果。这次他两次从苏州赶来参加何老师的告别仪式和追思会，因为他和何老师有一段不同寻常的交往经历。
（爸爸曾对海燕说过，有一种人是党棍，专门整人的，但也有一些勤勤恳恳为大家服务的好人，他说老李就是个大好人。当时，李道亭老师是数学系的总支书记。爸爸还多次提及曾经的总支书记，后来的复旦图书馆长张涛在反右时帮他躲过一劫。有许多老干部有水平也是有良心。爸爸教会我们做人要有原则。）

数学学院的领导侯力强老师和顾建弘老师都对何老师爱国爱家爱学生给于高度的评价，何老师是一个好老师，好丈夫，好父亲，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优良的传统。
（爸爸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知识分子，忧国忧民。他常说“天地君亲师，忠孝节义，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讲的是做人要懂得规矩。他对他的老师，不管是早期东北大学的徐治利教授和王柔怀教授，还是后来复旦的陈建功教授和夏道行教授，或是苏先生或谷先生，他都恭敬有加。他也很自律，格守师道。所以才会得到大家的赞赏。）

跟随何老师多年的陈纪修教授要讲何老师的话太多了，追思会上他说起一段往事。在他攻读博士的研究工作有段时间遇到了瓶颈，有天下午何老师跑到他宿舍里，告诉他一些想法，两个人讨论了很久。到最后，小陈老师才发现何老师是光脚穿着拖鞋。那天何老师是在家想小陈老师的课题，忽然有了一点苗头，兴奋地忘了换鞋就往小陈老师的宿舍跑。
（海燕说我记得那一天，我们在第七宿舍门口碰上，爸爸说我去小陈那里，小陈最近压力很大，身体不好。我有点想法，也许会对他有帮助。有了爸爸的鼓励，小陈老师最终出色地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爸爸这么帮学生，是因为他在研究生时有一段很艰苦的奋斗，曾经有过失眠的痛苦，他深知做研究的不容易，所以他很体恤学生们的辛苦。）

邱维元教授谈起何老师上课的风格，讲的非常吸引人。何老师有段经典的话：书要越读越薄，学期结束时就是一张纸。在上《复变函数》这门课是，小邱老师有了很深的体会，真的觉得读懂了，读透了。就是这个原因，后来他考研究生时选了函数论这个方向。
（爸爸把课上得非常艺术是花了很大功夫的，他把内容都理解透了，然后花很大的功夫再把理解的内容表达出来。在我们很小住嘉兴路的时候，爸爸每天要去车站接妈妈下班，在车站等的时候，他就在那里备课。星期天会带上我和哥哥去附近的公园，我们玩，他就在那里备课想问题。）

当文革结束恢复高考后，系里把第一届的数学分析大班课交给爸爸时，他是很惶恐的。爸爸说这些学生可是集十年之精英，如果教不好，对不起大家。幸亏当时的系主任欧阳光中老师来番瓜弄的家里和爸爸谈心，还带来了学生们的积极反应，对爸爸是很大的鼓励，加上几位辅导老师的出色合作，课上得非常成功。那一届的吴宗敏教授，在很多年后的访谈录中，就提到了何老师，可见爸爸的讲课对那一届的学生留下了怎么样的影响。从此，爸爸和81届学生结下了不解之缘。爸爸为此还被推荐为复旦大学优秀讲课老师。

邱维元所在的82届，是那年的数学竞赛得奖的尖子组成的班，和大他们仅仅半年的81届不同的是有点少年得志的傲慢，至少也要装出一种满不在乎的态度。刚开学没几天，爸爸有天回来说，今天那些孩子的骄气让我治了治。原来爸爸去上课的第一天，黑板没擦。在爸爸上课的班里还从来没有过，爸爸什么没说就自己擦了。第二次上课，还是没有人擦黑板，爸爸就叫了一个坐在头排的学生上来擦，然后，大概说了什么，也和班主任李元熙老师说了这事。第三次上课他看到干干净净的黑板很高兴。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我问为什么要擦黑板，爸爸很认真，这是对老师的尊重，老师用心上两个小时的课是很累，有一个好的心情才能上好课。不过课间爸爸从来不让学生擦黑板，因为有些公式下节课要用。我很惭愧地告诉爸爸，我们也不给老师擦黑板，爸爸认为这是老师的职责即教书也要育人。

2012年五月，82届同学30年聚会，来了五位代表来看望病中的爸爸，爸爸很开心。过后，我问他你认不认识他们，爸爸很肯定地说都认识，然后他叫出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81届82届的学生无疑是爸爸最欣赏和最亲近的。后来，我把他们制作的无穷大雕塑秀给爸爸看，事后他还和妈妈说起，赞赏设计很有创意。

爸爸对他的学生总是赞赏有加，这点让王健深有感触，何老师为人正直宽厚，品格高尚。他对学生取得的每一点进步，获得的成就，他都由衷地高兴和满足。
（用玲媳的话说爸爸经常在家里的饭桌上说起他的学生，久而久之，他们成了我们家庭的一部分。比如说小陈成了全国名师啦！尹永诚做了一个好工作，愿意来复旦工作啦！后来的学生像魏寒柏和小梁，我们还认识，有些没见过面的爸爸也是常念叨，犹其是刘立新，爸爸做了很多的工作。爸爸一直夸他是块好材料，只是心气很高，少不更事，最终很欣慰他后来能和北大的李忠教授合作愉快，欣慰他的成长和成熟。说他越来越仁义了。爸爸深深懂得一个人的成功，不仅仅是业务好，人格的培养会起到很关键的作用。在爸爸的层次上，他看到太多聪明而很失败的人。
爸爸常和我们提起文革挖防空洞的事，爸爸的搭档经常是汪嘉冈教授，他们是最卖力气的一组人。他总说汪汪是一个你让他挖个一米见方的坑，他一定挖个1.1x1.1的坑，用足了力气。所以爸爸总说成功的人，一定是聪明而且勤奋的人。）

98年我和爸爸妈妈去北京玩，站在颐和园十七孔桥上，可以看到一个湖心小岛，爸爸说，62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后，有一个迎接科学春天到来的运动，他有幸在小岛上住了一个多月，闭门想问题，后来成就了那篇不错的工作。第三届全国数学大会，上海只有五位代表，陈苏谷夏，都是重量级的选手，爸爸却还是刚出道的新手，但陈老先生就把自己的发言机会让给爸爸，让他报告新的研究成果。我想前辈对新人的这种提携，为爸爸的事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引领爸爸的一生，用心传帮带，尽心竭力想把复旦的函数论组搞上去。洪家兴院士在告别仪式上提起尹永诚来复旦一事，其实从最早的张朝晖，小陈老师到最新的苏伟加，爸爸都去和有关的系领导晓之以理，动之以情，陈述利害。他要对得起当年陈老先生的栽培，尽力所能及的人事。

和陈老先生这样的前辈比，爸爸总是自谦自己是小家，但爸爸做的好工作却是不争的事实。今年夏天，陈志国来医院看爸爸，说起了一件趣事。高考改卷时，他偶尔和人聊起他的导师何成奇，对方刚刚从东欧开完一个国际函数论研讨会，其间提及两位中国在函数论领域有建树的人，他正好记住了何成奇这个名字。他对小陈羡慕的不得了，小陈很是得意，可我们说给爸爸听，他淡淡一笑，什么都没说。爸爸一生都是淡泊名利，不图虚荣。但是他很在乎自己的名声，故而非常自律。

刘立新，龚志民，喻祖，魏寒柏，梁向前等都谈及他们和何老师相识相处的往事。他们大多是从外校来复旦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虽然相处短短的几年，又不得不回到原籍，但和何老师的师生情谊却无法割舍，常和何老师电话交流，百忙中来上海探望，何老师的家就是他们在上海的家。现在他们在各个学校的岗位上都很有成就，这也是何老师最感欣慰的。他们在谈及何老师时，无不佩服老师的古文根基深厚，修养极高。

最后杨怀鲁师母万分感谢小陈老师和小邱老师辛苦的联系和组织了追思会，让何老师的朋友弟子有机会在一起寄托哀思，感谢数学学院领导的关心，感谢远道从外地赶来的何老师的各位学生，他们在何老师住院期间也是经常的陪伴，探望和关心，希望大家继承传统，保持一种向心力，发扬光大老一辈教书育人的精神。师母也表示要努力坚强的生活下去，让大家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