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在晚年常说，“我有个幸福的家庭，有知心朋友和有作为的学生，我的一生是充实的，因此我感到十分满足。”
今年春天，父亲病情突然加重，我和妹妹海燕都匆匆赶回上海看望。有一天，父亲在病床上听说一个在千里之外任职的学生，要专程来沪看望 他，那一次他显得十分激动。用颤动的语调对我说：“我的学生，都做研究讲人情”。做研究讲人情这六个字是对学生们的赞扬和感激，但同时也反映了他内心的理想境界。
做研究是父亲自己的职业选择，他在1950-58年期间得到陈建功等老师的指导和影响，进入了数学领域，从此热衷于函数论的研究。他也因为能引导他人选择数学生涯而感到由衷地高兴。讲人情是父亲最重视的理念和准则，他热爱家人，关爱学生，喜欢朋友，一生以诚挚待人，因而得到大家的尊重。
我父亲热爱生活，是个乐观之人。在文化革命的风雨中，父亲的许多亲人都受到严重的政治迫害。他本人也受到直接牵连，那时大学没有教学，不搞科研，而挖防空洞，下农村成了大学教师的职业。但即便在这种逆境里我父亲仍然保持平稳的心态。在这一时期他结交不少患难朋友，有的一直交往至今。
那个时候数不清的政治运动一场接着一场，可我父亲从来不在我们小孩面前提起单位的那些压抑之事。饭桌上他讲的是老家的一些趣事，或三国水浒中的英雄人物。晚饭之后，他常常让我妈给每人发一颗水果硬糖，那是家中唯一的奢侈品，还美其名曰“一人一颗糖运动”。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父亲是榜样，是智者，是一个从他那里能找到一切答案的人。成年以后，他不仅是我的父亲而且成了我的朋友。高中毕业我下乡去了长江农场，在其后的两年中，父亲也去了复旦五七干校。干校和农场恰巧都在崇明岛。我记忆犹新的是父亲曾几次穿过东风长江两个农场，在高低不平的大坝上步行三四个小时来到我们连队我。1977年夏天他给我送来了高考即将恢复的消息和复习资料。我的职业生涯就是从那时开始的。
八十年代中期我和太太带着儿子去美国学习工作，远离了父母和家乡。刚去美国的那些日子，电话通讯十分昂贵，每次通话之前，我们都要事先准备提纲，以便在最短的时间里传送最多的信息。后来父亲发现了一种很好的交流方式，那就是把他的故事和他的想法录在磁带上，定期寄给我们。我们也把大洋彼岸的所见所闻用录音带的形式邮寄给父母。久而久之，父亲寄来的磁带越积越多，六七年的时间里，居然装满了整整一抽屉。这些语重心长的话至今听来还格外亲切，它们重现了当年的情景，表达了父亲对下一代的牵挂和厚望。
父亲和母亲是高中同学，他们从相识相恋到相依，1957年结婚至今已五十五年有余。他们同甘共苦，携手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人生旅程。父母养育了我和海燕，影响了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是我们成长过程的良师楷模。我们为能有他这样的好父亲而感到幸运和自豪。
父亲在病重期间始终得到母亲无微不至的关怀，在最后一次住院期间，我八十岁的老母亲，每天去医院陪老伴儿成了她生活中最重要或者说唯一的事情，八个月来不管是风雨还是烈日，去我爸身边照顾几乎没有缺席过一天。父亲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更是极其依赖母亲，每次醒来，第一件事总是找老伴儿，看到我妈在身边，他就有了一丝安慰和希望。从他们身上我找到了“终身伴侣”一词的真正含义。
父亲热爱生命。从2008年被诊断患有胰腺癌至今已有4年之久，他在开始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充满了希望，能治愈他的病，或者保持病情稳定。每一次检查，每一种治疗他都抱着最大的希望去接受，可这种疾病的性质最终决定了它的发展。父亲所受到的折磨是常人难以体会的，但他以极大的毅力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
父亲病重期间我十分伤感，怕他老走后我会再也没有机会和他一起在家中的小客厅里海阔天空地谈论各种事情，中国的和美国的；再也没有机会在周末给他拨个电话，交流身边发生的大小故事，孩子的和我们自己的。可我现在却不再有这种担心，因为我知道父亲没有走远，他老人家将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爸爸，您的第三代，方闻，惟怡和可轩有着良好的素质和基础，他们正在茁壮成长，都会成为社会的有用人才。海燕，家明，魏玲和我会继续努力从事各自的事业，也会当心自己的身体， 就像你时时叮嘱的那样。我们深知您最放心不下的就是和你过了一辈子的老伴儿。可您不用担心，我们会全力照顾好妈妈，让她安享晚年的。
上苍保佑，愿你一路走好。
儿子 海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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