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洪老兄：
闻讯何成奇老师去世，突然想起他是教我们复变函数的！而他当时（59年搞教育改革）並未直接授课，而是要我们自学！在他最后总结性地讲了一些。
我今天感到高兴的一件事是：我很对得起他。因为很多年前，由于要在统计学的因子分析上创造某个公式，必须要用到代数学中著名的摄动理论：即在复数域内一个矩阵中一个或多个元素发生微小变化时对应的矩阵特征根及特征向量将如何变化？巳有的理论很多但都未能很好地解决它！我是创造性地解决了此问题，並给出近似计算及精度计算。1986年投稿给“数学进展”（ 北大数学系主办），他们很快就通知我，我的论文被录取了！但不知何故一年半过去了也未登出，我只好写信去问，回答是：把我的论文弄丢了（肯定是他们内部人东借西借弄丢了！），要我重寄一文！这样我的论文足足延误了二年多才在1988年登出！
尚拱2011/10/07
尚拱兄，
你说得对，因为当时搞“创造性学习”，我们自学一周就宣告复变函数学完，结果学得快，也忘记得快，很多同学以后一直把复变函数视为畏途，不敢碰它，我记得概率组的同学同事们，由于研究中用到复变函数的边界值理论，就感到力不从心了。你是少数毕业后还敢于碰复变函数而且作出研究的同学，你提到的‘复数域内一个矩阵中一个或多个元素发生微小变化时对应的矩阵特征根及特征向量将如何变化？'问题是我至今还很有兴趣的课题，事实上这是世界性的难题，搞计算数学的都关注它，特别复数域矩阵就更难以琢磨了。目前图论中的特征值理论也可能和你的研究成果有关系。
我自己由于大学最后两年分配到映照组专门化，继续读了两年的复变函数，毕业后又一直做复变函数课的助教和讲课，才打下了基础。觉得复变函数是一个积累很厚的数学分支，国内各大学老一代数学家很多都是复变函数为研究方向的，例如中科院熊庆来，北大庄祈泰，闵嗣鹤（随后有张广厚，杨乐和李忠）。山东大学莫叶，武汉大学李国平、路见可，....其中浙江大学就是以陈建功，他的特色是“与时俱进”：他在函数论的范围不断改变研究重点，例如三角函数，实变函数逼近论（程民德），复变函数几何理论（夏道行，吴卓人，徐小伯），单叶函数和拟似共性映照（何成奇、任福尧、范莉莉、陈翰麟和胡克等），陈老60年代回到杭州大学后，时间虽短就文革发生，中断了研究，但是也还带出了王斯雷等逼近论人才。我们映照组有杨连鸿，程宝龙，张克民，叶章钊，方积乾，方爱农，周前光，嵇耀明，还有郑永章？朱洪（是否还有遗漏，请补充）等人，那时候夏道行老师已经转到泛函方面，任福尧老师去搞力学了（力学里也有不少复变函数应用，苏联的拉夫伦切夫院士，西伯利亚科学分院院长，就是搞力学中的复变函数理论的，我们当时也读了不少他的俄文著作和论文）。不过主要是拟似共形映照和广义解析函数（这一点和陈传璋、侯宗义老师的椭圆型方程有交集，因为三者基本是数学的不同研究角度而已）。这个领域就成为何老师带我们映照组主攻的学习和研究方向。何老师刚研究生毕业，我们是他带的第一批学生，由于我们是五年制，有两年时间全部属于专门化教学，加之最后两年政治运动较少（虽然大家开始饿肚子了，但上海波及较晚，基本口粮还保证），我们这些读完全部五年毕业的同学，不管那个专门化，都还是学到不少东西的。这一点，要比提前毕业的同学幸运，虽然工资晚拿了几年。何老师对我们映照组同学的确是尽心尽力，关怀备至，亦师亦友亦兄弟，乃至毕业后，只要同组同学回到上海，无不到何老师家相聚，看望何老师。何师母（杨怀鲁）总是热情招待，烧些好菜给我们吃，须知当时自然灾害严重，粮票也两两计较的时期啊。相比其他专门化的同学，我们映照组是最团结，毕业后联系最紧密的一组同学。何老师本人和国内同行也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和谐关系，各方面内外处置妥切，能起到复旦大学数学系复变函数论组代表人的作用。
我本人留校任教，相比其他同学，三生有幸相伴，受到何老师的教诲更多，他对我的为人处世教育真是十分细致周到，我们的关系即使在文革期间人际关系受到严酷考验的时期，仍然是心心相通的。我深为遗憾的是，他十分希望我能归队继续搞数学，搞我在文革前转向复变中的较为抽象的太虚谬勒空间理论，文革十年中该理论已经发展为复变函数研究的重点。我也曾经希望回来捡起放弃了的落后十年的旧业。弥补当时函数论研究梯队正是青黄不接的状态。但是由于种种主客观因素，我未能回到数学系，未能为继承发扬光大复旦数学系函数论的深厚传统出力。他还是热性地关心我今后的学业和研究，所以我虽然人在计算机系，但是仍以何老师培养我们映照组的方法为榜样，发扬数学系的好传统，在研究课题的选择上，也坚持数学基础至上，在计算机科学技术和数学的结合点上做工作。这也是我内心里不辜负何老师的期望所做的努力。我为此补了不少复旦数学系所薄弱的代数和数理逻辑知识。
何老师对我们年级的其他组的同学也大都认得和记得，我也不清楚他除了带我们复变函数“创造性”学习外，还教过什么课，但是他确实记得我们大家。因为我每次提及某61届同学，他总能回忆起该同学的音容笑貌。他对我们年级同学确实有感情，总说我们这一届同学在数学的各个学科都有拿得起的扎实功底，这至少是对留校后来成为同事的所有61届同学评价。我们届同学即使不是映照组的，也对何老师印象深刻，关系融洽，这和何老师一贯平等待人的态度分不开。这次我们61届聚会除了金福临（他教过我们所有人的数学分析下一年）外，首先想到要邀请何老师，他也很乐意参加我们的聚会，关心和认真听取我们每个同学介绍各自离校后的经历和遭遇，和我们同欢乐。其中特别要提到的是：他对方爱农，程宝龙的成长关怀备至。他以方爱农取得的成就而自豪。他和华宣积、裘祖干等同学兼同事，总是有话可说，富有亲切感，不以老师资格相待，特别是和李贤平成为常常倾心交谈的挚友。其他如忻鼎稼，许政范同辈老师也以何老师为良朋益友,是可以肝胆相照，此生难得的知交，他们纷纷对何成奇老师去世深表痛惜。
我对文革后何老师带了哪些学生不太了解，只认识留校的陈其修（教育部和上海市名师）和邱维元两位，但是这次追思活动，有从湘潭、长沙、江西、深圳和山西赶来的学生，他们大都是所在学校的业务骨干或者担任校级领导。但是对于文革前的学生我回忆有带过三位研究生，他们是李晓梅（国防科大、北京指挥学院教授），王聂秋和李有才（贵州师大教授），其中尤以李晓梅是全军模范，在核试验计算中贡献特出，国内平行算法研究领军人物。这三位研究生（1960-62）和我同时期在何老师名下，相当熟悉。何老师一直关注着他(她)们发展，我如果出差到贵州和长沙，何老师希望我去看看他们。何老师在文革前带了63届（向新民（计算数学）、唐同诰、张美英（北京交大数学教研室负责人），戴崇基（华东师大），64届（彭澄廉（计算机容错技术）），数训班（罗振东（人工智能），徐一鸣（气象，上海气象局副局长）等），65届（张锦豪（多复变函数）孙大宁(管理学)，陈修同等）本科专门化学生多名，毕业后成绩卓著的不少。其中唐同诰转行搞计算机后，苦心钻研数理逻辑和程序设计形式化理论，孜孜不倦，他专攻数十年，提出的自动编程系统有可能成为从根本上解决程序编制中错误不断地困惑难题。这成就起源于他受到数学系严格思维训练和何老师复变专门化研究的文化熏陶。
何老师将永远活在我们61届同学（当然，尤其是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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