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才下午三点十七分, 手机响了起来，我看了一下，是一个显示不了的号码，一般这种情况，我都是比较紧张。我拿起手机，传来陈老师的声音。我马上知道他将要告诉我什么消息。我的眼泪马上就流了出来。他告诉我何老师今天上午九点半去世了。十月十五号有一个追思会。我马上就打电话给师兄何兴刚，当他拿起电话，我刚说“何老师“三个字，我们两边都沉默了，过了一会儿才可以说话。我们都是一样：一拿起电话就知道是什么消息。
自从三月份去上海看了何老师之后，我一想到何老师那虚弱无助的样子，眼睛就湿润了。作为师生，我理解何老师。他非常坦然，等着这一天的到来。没有遗憾，没有痛苦。
最早认识何老师是在1996年的上半年，何老师给我们讲“复变函数“。作为一个非常普通的学生，复变函数的完美深深吸引了我。说起来真是惭愧：复变函数是我大学课程里面第一个考试成绩是”优“的，似乎也是我为数不多的几门考试成绩是”优“的课程之一。当然这些平庸的考试成绩并没有影响我对于数学的兴趣和我的自信心。从小在农村生活的经历使我有无比强大的抗压力。我始终有自己的看法，从来比在乎人人的眼光。当时我和何老师没有什么接触。留下的印象就是何老师的字比较特别，人很和蔼。
然后就是大四考研。我读大学时候给自己立下了两个目标：不挂科和考上研究生。考虑考研方向的时候，想想自己还是复变函数这门课学的最好，就报考了何老师的研究生。考试结果出来以后，我给和老师写了一个条子，想去看看他。然后我们就约了时间，到他家会面。复旦教工7舍81号101，我至今还记得这个房号。从我第一次去到现在，24年过去了。浅尝辄止和好高骛远是我的两个毛病。我记得我第一次去何老师家见他时，我就问到当今数学的发展的问题。何老师谦虚的说：他是小家，不是大家。不过他告诉我：Bers说过， Teichmuller空间已经进入现代数学的主流。他并且找出Bers的这段话给我看。然后就是上研究生，第一个学期我学了太多的课，学的很吃力，不过总算过去了。然后是第二个学期，就是1989年的上半年。何老师给我们讲拟共形映照，用的是Ahlfors的讲义。那个学期运动占据了许多时间。经常上街游行什么的，何老师也没有反对。有一次他提到有个学生的公开申明里面写道：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他感叹说这个写的很好。后来这门课的考试就是写一个读书报告。我就写了一点关于偏差估计的东西交给何老师。何老师看了对我说：写的不错，就是工具太少。另一个女同学就上交了一份十分工整的笔记。何老师看过后就把笔记还给了这位同学。说：这么好的笔记，还是同学自己留着好。
再就是上了研二，1989年的下半年。我拿了Bers的一个综合报告，到何老师家，对何老师说：我以后想学Teichmuller空间。何老师听了很高兴。他把他家里所有的有关Teichmuller空间的论文全部给了我。那天我抱着一大堆论文回到宿舍，一路上十分兴奋。然后我就开始读Gardiner的书，一遍又一遍，读的非常辛苦，不过我乐此不倦，然后读
Abikoff的书。都读得似懂非懂。
然后就是提前半年直博。当时读博的人很少，我的学号接着早半年读博的学号，也就是六十多号，就是说当时复旦一年读博的人数就这些。说到读博，还有一点故事。我比较早就有读博的计划，何老师也知道。何老师知道我很喜欢数学。他也说过：要不，到北大去读。但是1990年何老师评上了博导，我就跟着何老师读了。我和北大好像是没有缘分，当然这是另外一个故事。
读博之后，正好师兄张朝晖去美国读博士，陈老师去明尼苏达大学访问两年。所以那段时间主要就是何老师和我上讨论班。很多时间在讨论班上，我在那里报告，何老师在那里听，只有我们两个人，一直这样坚持下来。我那时读东西读的似懂非懂，报告也准备的不太好，想起来真是内疚，辜负了老师。何老师主要在大的方面鼓励我，其他就由我自由发挥。我那时年少无知，对很多知识也是一知半解。而何老师一直对我很宽容，从来没有批评过我。有时候也只是委婉地和我说他的意见。比如写文章，我总是比较马虎，也不太重视。何老师总对我说：文章千古事。或着说：如果我写的话就会怎么怎么写。可我那时年轻气盛，何老师的话也没听进去，导致我现在写文章也不很在行。
那时候我常去和老师家里，有时从资料是回宿舍，会顺便到他家坐坐。何老师对我说过：他的一个心愿就是在复旦Teichmuller空间这个学科建起来。所以我那时学Teichmuller空间，他是非常高兴。我是一个数学爱好者，喜欢复印资料，复印费花得比较多，可能比别的学生多很多。可是何老师从来没有限制我，而且支持我。那时候虽然学的很辛苦，但是还是很快乐。
那时候何老师很信任我，有许多事情会和我说一下。比如申请基金、课程设计、出考题什么的。我现在想起来我那时是多么的幼稚，可是何老师从来都是鼓励我。记得那时候他申请到基金，他就会和我说：基金申请到了，你要花钱尽管花。
很多事情都是从小事做起。记得有一次去杭州开会，其做完报告后没有檫黑板。何老师就批评了我。我就养成了自己檫黑板的习惯。我到中大教书前十年，每次上完课，我都会把我写的黑板檫得干干净净。可惜最近几年，我也随波逐流，这个好习惯没能坚持下来。
博士毕业后我到了杭大做博士后，离开何老师以后，随着年龄的增大，我越来越体会到何老师的许多可贵之处。比如：正直、豁达、宽容、不计名利、淡泊等等。这些都深深影响了我。虽然我难以做到所有这些，但是这些始终是我的目标。何老师从来没有和我讲过任何大道理，很多事情我都是通过他的行动体会到。在当今社会，这些品质是多么的可贵。
杭州的两年很快就过去。当时就面临找工作的问题。我的第一选择当然是到复旦工作。我和何老师说了我的想法，何老师和复旦数学系的一些人谈过，同意了。但是我需要自己解决一些生活方面的事情。而我感觉自己没有能力解决。我就来到了中大工作。当我把我的决定告诉何老师的时候，何老师只是和我说：祝你前程远大。我能感到何老师的深深地失望。这也成了我人生的一大遗憾：我辜负了何老师的期望，没有能够帮助何老师实现他的愿望。现在想起来，其实当时事情实际上也没有那么糟糕，我当时的决定也许太轻率了。
我想这件事情困扰了何老师很长时间，以至于前几年何老师还和我谈到要不要去复旦工作。我对何老师说：我不想动了，动一下太麻烦，事情太多。这时候何老师感叹说：是啊，你也不年轻了，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
到了广州后我一般隔一段时间会给何老师打个电话，聊聊天。特别是四年前他怀疑胰腺有问题以后，我就隔一段时间和他聊聊天，他也乐意听我胡侃一通。
1998年下半年，我去复旦开会，和他谈了一下，陪他去过一次医院。当时虽然感觉他的身体有问题，但是估计发展比较慢，没有那么悲观。然后每次打电话我都是还是胡侃一通。只是今年春节再给他打电话，他告诉我，那东西大了许多。对于这些我还是懂一些。我一听到这个，我就感到很麻烦了。我不敢再和他胡侃了。何老师也注意到了。他说：你这次说的话和以前不一样了。我不好再说什么。
然后我3月14日去上海，18日回广州。我去医院看了何老师两次。那时候何老师不能吃东西，非常虚弱。他两次看到我，都留下了眼泪。其实那时何老师已经做好了最后的准备。他已经把我们的见面作为人生的最后一面。可是我当时并没有体会到这一点，只是回到广州之后再想一下才明白了。当时我就是一直在劝何老师要多吃东西，因为他进食有困难。我还和他说等他85岁时大家再聚一下，当时我相信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是可能的。可是何老师那时已经看到了他人生的终点，毕竟任何人都要面对这一天。他已经准备好坦然接受这一切，等着这一天的到来。没有遗憾、没有痛苦。不需要安慰与同情。也许许多高尚的人和智者都有这样的经历。可惜我在上海时并没有想到这一点。如果我当时想到这一点，我该说些什么呢？我不知道。也许什么都不用说，毕竟已经做了二十多年的师生。
我前几天看到报纸上一个房地产的广告，上面写着：生活不是任务，不是无尽的责任和压力，生活就是生活。写的多么的轻巧，这怎么可能呢？特别是当你还没有面临死亡的时候。常常在清晨醒来的时候，想着我们面临的无尽的责任：对于家庭、亲友、国家和社会。我们接受的教育和生活经历使得这些一直压在我们身上，我们乐意承担并在所不辞，就像我们的父辈和师辈一样。他们永远是我们的榜样。
我的学生告诉我：他去何老师家看何老师，何老师几次都提到复分析在复旦的传统，从陈建功先生一直传下来。他是个含蓄的人，但是他的意思也很明显，就是希望这个传统能够一直传下去。我相信这个愿望应该没有问题。我也相信Teichmuller空间的火种会在复旦、在中国传下去。这是我们的责任。
当有人抱怨学生不好带的时候，我就想起了何老师。他对学生是那么好，任何时候都愿意给学生提供他能够提供的帮助，从来不计较得失。给学生予关心、爱护和耐心。我常想起我们两个人上讨论班的日子。他其实不懂我讲的东西，但是他还是每个星期都坐在那里，很高兴的听我在那里讲那些我读的似懂非懂的东西，一直持续了好几年。他常担心我的毕业论文能不能完成，我每次都大大咧咧的告诉他没问题。他也常常内疚与不能够给与我更多学术上的帮助。毕竟，在何老师的关怀下，我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完成了博士论文。虽然现在看来我那时候写的论文是那么的糟糕。
现在我们也为人父、为人师，我们会把这些传统一代代传下去。虽然由于自己不够勤勉，学问做的马马虎虎，有许多的遗憾，但我并不感到内疚。毕竟我还是做出了自己的一份努力。
我们只能祝福何老师在天堂安好。期望下辈子再做师生。
2012年10月5日星期五
中山大学数学系刘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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